真有一次“公车上书”吗

关于“公车上书”，通常采用康有为所撰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的说法：

三月二十一日（按：即4月15日）电到北京，吾先知消息，即令卓如（梁启超）鼓动各省，并先鼓动粤中公车，上折拒和议，湖南人和之，……各直省莫不发愤，连日并递，章满（都）察院。……时以士气可用，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，与名者千二百余人，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，请拒和、迁都、变法三者，……遍传都下，士气愤涌，联轨察院前里许，至四月八日（按：即5月2日）投递，则察院以既已用宝，无法挽回，却不收。

依据康说，各种通行的菱和辞书将“公车上书”演绎成这样的过程：康有为获悉了《马关条约》的消息后，邀约1200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，商定联名上书。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。5月2日，各省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，向都察院呈递，都察院借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。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“士人不许干政”的禁令，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，在全国迅速流传。

其实，康有为的说法是大可怀疑的。

揆诸档案，最早反对签约的，不是举人，而是大批现职官员。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，钦差大臣刘坤一4月16日得知消息，立即电奏反对。然后，山东巡抚李秉衡、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、河南巡抚刘树棠、湖北巡抚谭继洵、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嵩、江西巡抚德馨、广西巡抚张桂联、福州将军庆裕、福建巡抚边宝泉、陕甘总督杨昌、陕西巡抚鹿传麟、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、广东巡抚马丕瑶、盛京将军裕禄、吉林将军长顺、署理吉林将军恩泽、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京官中，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大员有10余人；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50余人次；没有奏事权的低级官员，达575人次之多。显然，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。

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，刚参加完会试，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，也激于爱国热情，上书反对签约。按照清制，举人不能直接上奏，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。自4月30日起，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。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5月2日那天为例，就转递了湖北、江苏、河南、浙江、顺天、山东、四川等7省举人的公呈，共计8批，签名者311人。这样的转奏，直至5月8日方才结束。因此，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理由是不成立的。

事实是，在那几天里，数百名公车向皇帝上了书，唯独康有为的“万言书”根本没有去递。

1895夏出版，署名为“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”所作《公车上书记序》，说法同康有为后来所撰《自订年谱》就大相径庭：

“各公车再联十八生活上同上一书，广东举人康长素……主其事，草疏万八千余字，集公千三百余人……文既脱稿，乃在宣武门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……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，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，而七、八、九三日为会议之期。乃一时订和之使、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，于初八日（5月2日）请将和款盖用御宝，发使赍行。是日……松筠庵座中议事尚数十百人，咸未用宝之举，但觉气象愁惨，相对欷，愤悒不得语……是夕议者既归散，则闻局已大定，不复可救，于是群议涣散……概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，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蛩然矣，议遂中寝，惜哉惜哉。

按此说法，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2日胎死腹中。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“大局已定，不复可救”；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。因此结论也就一目了然：作为历史事件的“公车上书”并不存在，顶多只能称作“公车集会”或者“公车拟上书”而已。

这里还需补充说明：皇帝在《马关条约》上盖印的确切日子，是5月3日。

举人们停止策动共同上书，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，就是会试于3日发榜。在科举时代，对于皓首穷经、朝夕奋斗的公车来说，决没有有比金榜题名更要紧、更揪心、更兴奋的事情了。按照惯例，会试发榜自拂晓一直要持续到黄昏，从第六名起填，一直写至最后一名。众公车有的去礼部衙门外看榜，有的相聚在会馆等待报房传来的消息。然后，考官和工作人员吃饭休息，到戌亥之际（晚间7时至11时）再拆“五魁”的弥封，公布考试的会元。伴随这一过程的，是报喜、道贺和狂欢。本届春闱，康有为恰中第五名，这个名次要到晚间方才揭晓，可想整个白天他必定极为紧张关切。在这一天，又有谁会跑到松筠庵去签名？而到发榜之后，中式的贡士马上要准备复试、殿试以取得进士资格，和约也已定局，共同上书自然就瓦解了。

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。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“公车拟上书”事件，举人们究竟是哪一天在松筠庵集会的？按康有为和“未还氏”的说法，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，那么当他写罢公呈，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？抑或仅是征集签名？迄今为止，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。由于现存的关于“公车上书”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，且又说法不一；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，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，在他们的书信、笔记、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，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至于参与此事的人数，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。康本人除了说1200人外，又说有3000人。梁启超有时说1300人，有时说千余人，有时说3000人或数千人。《公车上书记》所刊题名，为602人。人数的上下悬殊，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，本来就是不严肃、不负责、随心所欲的呢？因此有人猜测，《公车上书记》上刊载的题名录，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，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字，更是一笔糊涂账。

可以说，“公车上书”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。康有为为什么要杜撰出所谓的“公车上书”事件呢？这要从中国官场制度和知识分子入仕之途说起。

作为一个想有作为却无背景的知识分子，在封建时代的出路，唯有先通过科举改变地位和身份，然后顺着官场的阶梯慢慢地攀援而上，直至熬到一定地位，再来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宏愿。科举制度尽管为平民入仕打开了一扇门扉，而整个官场，却延循着资历等级、奉迎阿谀、明哲保身等原则，来消磨人的意志和锋芒，待到位及人臣，已无办事的魄力了。

到了清代，中国的封建专制已极臻完善，根本不允许有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家和政治反对派。所有的政策只能由皇帝来决定，所有的争端只能由皇帝来裁决。而一切有思想有见解的高级官员，也只有在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或特许后，才谨慎地发表一些不同于传统的见解，并且还要时时忧讥畏谗，以免遭遇不测。

康有为的风格作派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到北京后，双管齐下，一面入仕，一面从政，办报纸、创学会，开拓出官场以外极为活跃的政治舞台，成为不依附自己官员身份的职业政治家。这是晚清政治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，显示着一种新兴力量的代表。康有为是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。尽管未曾上书，他所写的这篇文字，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彩最有份量的。他借松筠庵作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，演出起来驾轻就熟，四两拨千斤，不费多大劲，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。他行事从不“中庸”，甚至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。怪不得翁同在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他后，又说他“居心叵测”，阅历丰富的翁同显然没有看错。